前 言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派颇多，但是最终都没落了，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却发展昌盛，而后更是在中国以及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可见其学说丰富的内涵和顽强的社会适应力。儒学在精神传统、思想价值和行为方式方面构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形态，尤其涉及义和利的说教穿越时代，具有普遍和深远的生命力。其经典著作不仅是封建社会考取功名的教科书，更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思想武器。
儒家义利观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以血缘关系为本位、以封建等级为基本政治制度的社会背景下形成，自然与我国社会生活密不可分，所以重义气轻利益就成为了儒家义利观的思想核心。
“义利统一”“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先义后利”“舍生取义”的思想在当代很有价值，对于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具有促进作用。由于义利观在儒家道德观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价值取舍标准，在今天仍然能指导我们现在人类的生活和学习。我们有必要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的框架下进行研究解析并加以应用。
义和利两者的关系在哲学上来说，既对立又统一，他俩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别。义者，“事之所宜也”。重义的人把利益看得不是那么重要，在他们合乎适宜范围之内就好。他们觉得只要就是在某一种特定的伦理规范内，道德原则上就可以了。他们更觉得那是一种精神上的、不违背道德底线的价值追求，当然更是儒家学者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道义所在。利者，“人之用曰利”，这一句它说的便是一种物质的利益关系吧，是一种感官上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又物质上所必需的需求。而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便形成所谓的“义利观”。在中国传统美德中，正确的义利观占有很高的地位，它是中国人民所推崇的做人处事的终极追求。
一．儒家“义利观”的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社会的瓦解，各阶层的关系打破重组，社会分化加剧，为适应新的封建社会生产发展，义与利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成为“百家争鸣”的一个热门话题，
当时豪强兼并土地，民众无立锥之地，要如何实行养民生息，求社会稳定发展就成了最迫切的任务。社会的变革，促进了思想的空前活跃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儒家创始人孔子从这时开始就深刻关注义利问题，义的观念即由他而创立，义乃为人立身之本，是言行的最高准则。在孔子那里，已经将义利并举：“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把重义还是重利看作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君子比较看重义气，小人比较看重利益。两者都是各取所需，这便是追求不同，罢了。但是孔子并不否认人们对“利”的追求，反而肯定它的合理性。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存在即合理。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战乱大环境下，国家局势变化无常，对于各个国家来说利益当头，都在想办法实现自己的利益，所以儒家利义利观在崇尚武力，讲究权谋的春秋战国乱世基本上不大可能有被采用的机会，而到了汉武帝时，天下统一，社会发展稳定，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义利观才开始真正开始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我就和大家说说义利的关系，首先说说它的平衡吧。
（一）义与利的平衡
关于义与利的平衡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春秋时期，贩卖人口为奴隶的事情时有发生，所以鲁国制订一套法律，如果鲁国的人发现有鲁国人被贩卖到其他国家当奴隶，愿意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国家就会对他们予以奖励，然后由于这个法律，很多被贩卖到其它国家或者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回到了家乡，后来孔子的徒弟子贡特别有钱，他也从其他国家赎回了很多鲁国人，但是他却拒绝了国家的奖励，因为他不是特别需要这些钱，而且情愿为国家分担赎人的责任，于是子贡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是孔子却大骂不止，说子贡其实做了一件大错事，孔子说：“世界上的事情无非就是：“义”“利”二字所求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他不怕麻烦去赎回这个人，那他就完成了一个善举。事后国家会给予奖励，让行善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能够因为他心中的善而得到更高的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条法律是善法，而子贡德做法拨高了大家对于义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因而会遭到嘲笑，这样那些失落在其他国家的鲁国人被救的就越来越少了，因此子贡反而害了这批人，阻碍了一些人的善举，毕竟不是每个人都特别有钱。这就是义与利之间关系的一个巧妙平衡，有义也要有利，不能让义与利对立起来。义利的平衡就说到这儿，然后再说说义利观中的的见利思义。义利观的这个见义思利其实是儒家学者们一直坚持提倡的。
（二）见利思义
儒家义利观教导我们要“见利思义”不能见利忘义，三国时，刘备被曹操打败以后，关羽被围，曹操对关羽可谓是用心良苦，又是拜候又是撒钱又是送马的极力拉拢讨好，可关羽对其报恩后仍然心怀桃园结义的情义过五关的寻刘备，没有因为曹操的利而忘记了刘备的义，于是得到了世人的肯定与称赞，而与之相反的吕布却先后杀掉故主的见利忘义，这种行为为世人所不齿，孔子也说，人们啊只要在他们见到财义的时候能联想到道义还存在，在贫穷潦倒的时候，也不会轻易忘记自己平时许下的诺言那么他也就能算是一个还算完美的人。儒家学派主要是是主张获取利益、主张发财的，但是基础性的条件就是不能见利忘义，不能因为利益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太冲动没了自己的做人的底线了。而对我们的影响中最深刻的可能就是“生财有道”不要拿不义之财，不偷不抢了，我们在很小的时候祖辈和父辈就给我们灌输这样的思想，直到现在也指导着我们的生活作风，可见儒家义利观对我们现在的影响多么深刻啊。孟子可能太执拗他可是坚决主张不接受任何没有通过自己合法渠道得到的不义之财的，他一直认为不符合“义”的“利”，是为天下人所难以启齿的，不值得说出口，也就是拿不出桌面上丢人的行为。只要违背了“义”这个大的原则，一切都是不值得赞赏的，就像苟且活着的人一样，内心总是要受到天谴，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老天都要看不惯你的行为了。所以吧该收敛了人类啊。只有你行“义”了这样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到相应的“利”的了，这样才会过上安逸安定富足的荣华尊贵的日子呢。荀子也说，为了不择手段保全自己利益的人真是小人大贼啊！
（三）不放于利而行
古人先贤对于精神世界的高度追求，也是对于儒学思想引领下对于人生态度的深度解释。不可否定的是，春秋时期，社会动荡，相对今天而言其物质生活自然贫乏至极。然而居安思危，居危求变必是这时期有志之士的社会责任。“义”者高洁，“利”者人皆往之。但两者对于古人而言，或是对于今世人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先“义”后“利”对此做了社会规范，对于社会安定，思想进步和社会统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再做解释，君子比较注重义气，小人比较看重利益，则是对上句进步作用的再次解释。此句也进一步解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义与利的对立关系中认为义重于利则是对上句进步作用的再次解释。这一句也进一步解释以孔子中认为义重于利。人人都一味地逐利而不顾义，社会必定混乱一片。人人都一味地逐利而不顾义，社会必定混乱一片。典型的就是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有所行动的人肯定会招人讨厌。孟子同样对“义”，“利”二者做了解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辞也。”（《孟子•告子上》）。经典的辩证，鱼与熊掌两者都是社会人人所追求而不懈奋斗的目标。然而两者往往同样也存在矛盾。无往不利者有，义薄云天者有。这在当时社会动荡的大环境下对于社会大众都是一个考验。“礼”制的破坏对于儒家而言，是非常痛心的。“礼”，“乐”对于战争的考验已经被破坏的非常严重。所以对于社会的思考，对于大众的引导一方面决定的战争的走向，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其后中国思想进步的正确步伐。强调在义利发生冲突必须做出取舍时，必须舍生取义，取义舍利。这也决定了统治者所发动的战争必须是正义的，必须是与人民大众所接受的讨伐战争。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再次恢复“礼”制，恢复和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这既是大众的共识也是社会的呼唤。 荀子也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他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这句话既是对人们的内心活动做了深刻的剖析，也是对“义”与“利”的先后顺序做了约束。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皆用壮举，用鲜血用悲壮等等诠释着它的内涵所在。对后世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起承发展，董仲舒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朱熹也强调“必以仁义为先，而不是以功利为急”，仁义总在功利之前。都是再而说明着这一道理。儒家强调“仁义礼制”，“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世前弦，回古观今。更多的这些先贤思想是对大众思想的引领，是对大众社会观的指导。历史往往是清晰和明了的，制而兴，不制而废。于上层于下层都是如此。“急功近利”者往往无利而返，大抵是被大众所鄙视。当下，法制中国生机勃勃，不可否认我们是根植了先贤的思想，继往开来，文明和谐的中国一定是人民大众和上层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义与利关系中的功利大于私利。儒家的公利与私利最早是为君主统治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提出来的，孔子提倡符合大众利益的公利。孟子强调的利也是普天下大众的公利，而不是君王一己之私利。儒家反对国家君主因为自己的私利而损害人民的公利的行为，而历史上由于君主私利损害民众公利的没有不覆灭的，商朝纣王大造鹿台，搜刮民众，被周王朝取代，秦造阿房宫被汉朝取代，隋炀帝极尽奢侈开挖运河被唐朝所取代。所以王朝统治者需要儒家思想的服务，才能更好的将王朝延续下去。孟子给君王提出的“制民恒产”、“发展教育”等建议都是以人民大众利益为中心的。荀子说：“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荀子·王霸》）从孟子的民本思想到荀子的公义思想，都把国家整体利益即把“公权利”放在第一位，公权高于私权。这就是它的功利方面。
（四）重义轻利
切不可“怀利以事”，亦不可“怀利以相接”，否则，一切人际关系包括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都将不复存在。“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后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有一番邦使者跑了老远为了给唐太宗敬献一只天鹅，结果在路上给天鹅洗澡时天鹅飞走了，只剩下了一根羽毛，他非常害怕只好痛苦流涕将事情原委告知唐太宗并赠送了羽毛，唐太宗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赏赐了使者其重义轻利的思想留下了千里送鹅毛礼轻人义重的佳话。故义字当头，利为义让路。在治国方面儒家也是多在乎它的伸张正义，遵守信言，不可惟利是图啊。“挈国以呼功利”而“不务张其义”，认为“唯利而求”，只会“上下交相诈”。孔子把行义生利看作是“政之大节”。义，信，权谋 三者是开明君主的所要谨慎选择的必要，也是仁德的君子所要弄明白的，善于选择的人战胜敌人，而不善于地便会被人战胜。
二、儒家义利观的启示
（一）对公利（民利）的肯定
公利又被称为“天下之大利”，也就是义。公利发展到现在我们有很多字眼去理解它比如集体主义，公有制等，我们党在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基础上立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无不是对民利的肯定，只有人民富裕起来了，国家才算真正的富裕起来，我们就是打破了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确立了公有制，在公有制肯定民利的基础上，才有了现在经济上的跨越式腾飞，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国家几十年要走的路。
（二）反对过分的追逐利益
私利也就是一己之利，儒家对私利的态度比较复杂。因为利是我们社会发展生产的动力，没有利我们从事的劳动生产和经济生活得不到保障，但是过分的逐利行为又让我们抛却了精神层面上的义，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大家都能为义而无私奉献的社会，但是那只是存在于幻想中的乌托邦世界，中国有无利不起早地说法，这是过分逐利的思想，是被批判的，也有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延续到现在一直被提倡，被赞扬。但从社会人群生活的角度出发，我们的逐利应该是适度的积极向上的，不被过分的金钱所迷惑，更应该得到物质与精神上面的相得益彰。从为政者得角度看不仅满足为政者得长远的利益，也要满足百姓的私利，才能达到双赢得效果。
（三）义与利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
“义，利也”。儒家的义利观是十分进步的，他老早的就提出了义与利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没有利就谈不到义，因为道德伦理的建设是在人身的，可以明确地说首先我们是个人，是个人就要有需求，有需求就有利，纵观人类的发展，我们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要与自然斗争就要得利，然而有了义，才聚集到一起进行群体与自然争利，最后群体斗争得来的利，要按照义来分配，如果没有义，那么就没办法分配，人也就不能成为一群体，然后因为利，所以我们的社会才发展到现在这一步，最后由有义统一到一起，所以义与利是密不可分相互联系的。
三、儒家“义利观”的当代价值
儒家的义利观，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辩证的取用其价值，不能义字当头涵盖一切，亦不能利字当头以利划分一切，利字激励着我们为改变自己的生活努力奋斗，同时又要用义字引导和约束个人的奋斗不至于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片面的谈义利都有失偏颇，我们生活的社会活动场所不一样的时候，对于义与利的侧重点也不同，比如我们在学习教育中，应多谈及义的存在，义对我们思想价值观美好与光明的导向有积极作用，这也是人却别于其它物种的标准，他虽然对我们本能上有约束作用，但这也是我社会生活所遵循的原则和基础。而在我们进行社会分工建设的时候，就要多侧重于利，社会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做到不需要个人利益的，我们需要利来提高社会生产的积极性，这才更符合社会发展的车轮，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1） 见利思义
在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主导的条件下，广大的中小企业不断冒出，物流的发达，以及交易平台的多样化造就了我们现在的生活空间，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及见利思义，先义后义，义然后取的观点更加得迫切和需要，我们看到企业都在逐利，有些企业越做越大，有些企业却越做越小甚至最后倒闭了，如果我们把企业的信誉看成一种义的话，那就很好解释了，有了信誉就有了品牌，有了品牌那就是先把义做出来了，有了义，有了信誉，有了品牌，而后利益就跟着来了，因此当今社会的生产利益，依然离不开义的存在，先义后利并没有过时，依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然而有些企业和个人在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备，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为了求利而见利忘义，可能会以坑、蒙、假、骗等方式不择手段地去获取经济利益，以违法手段去获取不正当的利益。不过，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法治经济，是一种规范经济，企业、个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只有符合法律、规范，其所追求的经济利益才能受到保护、得到保障，否则只会损人又不利己。“义然后取”才是获利之正道，“以义节利”则使人的行为在“应该”的范围内活动，而不是为所欲为。有不同标准的“义”，但我们力求在现代文明社会指导下实现义与利的统一。
（2） 公利大于私利
儒家强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古人一直在探索大道，追求大道的缘由，其实这就是在探索我们生活的价值观，而实现这种价值观的方法就是为后天下之乐人民大众的利益所着想，做能为大众谋福利的事情才能实现我们生活的价值。这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社会各阶层对于公利与私利的抉择，都有直观的表现，不管是行走江湖的侠客，还是隐居山野的文士，甚至没有能力的百姓都要有牺牲自己私利而成就集体国家公利的意识。公利是大于私利的，公利在前私利在后，只有实现了公利，才能更好的实现私利。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共两党的私利不同的，为自己所代表的阶层利益而斗争。而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整个国家的公利受到了损害，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内战那么不管是公利还是私利都将被日本所吞没，只有联合起来保护好国家公利，才能有私利的划分，而一些损害国家公利，满足私利的汉奸，并没有过上富足的生活，反而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被驱使奴役，靠看日本人脸色过日子。可见公利大于私利对于我们生存导向发挥正确的作用，在当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一个部门，一个工厂，一个车间都又一个链条上的人在运作，而最后整合起来都是为实现同一个目标，也就是公利而工作了。如果期间有一个人因为谁私利而没有做好些那整个的共同目标就实现不了，公利也就没有了，如果是企业就会导致倒闭或亏损，那么我们的工资就发不了，私利也就无法实现。所以我们应该继承儒家重公利的思想成果，发觉义利观的积极价值，更好的实现公利与私利之间的关系。
在当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深入发掘儒家“义利观”的积极因素，消除儒家“义利观”的消极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充分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需求；另一方面，一定要有所节制地追求利益，“以利制义”，严格遵循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先义后利”。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健康、有序地迅速发展，进而才能建立起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3） 关注庶民百姓约束当政者私利
庶民百姓的生活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在我们社会文明发展问题也越来越多，如何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曾看过电影《阿甘正传》里主人公阿甘与珍妮不同的生活轨迹，最后阿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珍妮的生活堕落又放肆，人们赞扬阿甘昭示着美国主流价值的回归，非主流被边缘化。而今天的中国很多人信仰缺失，道德迷失，重塑儒家义利观，建设精神文明就显得个更加重要。而约束当政者私利，在今天要谈的主要还是你官场的贪污腐败，如何廉民公正，如何公私分明，如何约束官员私利，使社会秩序健康正常的发展才是最主要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在特别追逐利益的情况下不能忘了道德的约束。不能为了一时之利益而放弃一些原有的好的秉性。我们应该扎根于初心，不忘初心的去追求自己应该能够追求到的切实自己的利益，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只要不为过，尚可！